少子化已經是臺灣的國安危機。年輕人不敢結婚、不敢生小孩，房貸壓力沉重、晚婚晚育導致祖輩難以分擔育兒，種種結構性問題交織在一起。政府若仍用數十年前的思維面對今日的人口挑戰，只會事倍功半。
所謂「就業安定費」，原意是向僱主徵收，用於本國勞工的就業輔導與訓練。當年假定引進外籍勞工會擠壓本國就業，因此要用這筆錢協助本國人再就業。這套設計誕生於三十年前，如今產業結構、人口組成與勞動市場早已翻天覆地，卻仍沿用舊名目、花大錢，效果卻難以檢驗。
當名目與現況脫節，資源使用就容易失準：有人事空轉、門面工程、甚至把預算花在與少子化核心無關的項目上。既然問題已經轉為「如何讓年輕家庭敢婚、敢生、養得起」，就該把錢花在刀口上。
回頭看鄰近國家，引進外籍人力規模往往更大，且重視家務、長照與育兒的支持性人力。臺灣當年政策視角偏向「就業市場競合」，卻忽略了家庭與照護面的龐大需求：保母、看護、家務協助，這些都直接影響年輕家庭是否敢生、能否持續工作與育兒。
如果政策仍把大量資源鎖在「就業安定」的舊框架，而沒有轉向「家庭支持與育兒服務」，就難以撐起生育與勞參率。
第一步，應該把「就業安定費」正名與轉軌，聚焦於「少子化對策」：例如改作「國安育嬰基金」或等值機制，明確規定預算主要用途是育兒、長照與家務支持，包含托育補助、學齡前與學齡兒童的教育照顧、與家務／看護人力的供給與補助。
在嚴謹的監管與勞動保障前提下，開放並規模化家庭支持性人力（如家務助理、照護人員），同時對高所得家庭設計差別費率或專款機制，將部分「使用者付費」導入「國安育嬰基金」。經濟能力較佳的家庭支付更多、享有合規服務，所繳費用再挹注普惠的托育與教育補助，形成「以富帶眾」的財源循環。
與其對企業普發或維持舊式補貼，不如將資源直達家庭、直達孩子：
這些設計與家庭支持性人力的擴充是彼此扣合的：一方面減輕父母時間與金錢負擔，一方面維持家戶勞動參與與職涯不中斷。
國防與其他重大建設固然重要，但在少子化長期侵蝕社會動能的情況下，須果斷將部分成長性或低效項目的預算移轉至「國安育嬰」上。飛機需要飛行員、武器需要人操作；沒有穩定的人口與家庭，安全也只是空談。將部分大額採購或低效計畫的資源，轉投資到托育、教育與家庭支持，長期回報更高。
少子化不是靠口號解決，而是靠一整套「看得見、領得到、用得上」的服務與補助：
當年輕家庭「敢婚、敢生、養得起、帶得好」，人口結構才會回穩，經濟與國安也才有真正的長期保障。需要的不是更多口號，而是把錢與制度，確實擺到對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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